首先是开销大。美军教官可不是白求恩，干活是要收钱的。他们每上一次飞机的，“勤务补贴”是50美金，中国官兵是两美金，办一个月的培训班，光是这笔开支就要耗费四万多美元，把伞兵总队整得直喊受不了。而且，花了钱也不一定就能得到好东西。比方说，当时比较先进的降落伞是7型，可美国人只肯提供5。伞兵部队需要40

0瓦的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机，他们也不愿意给，最后还是通过蒋宋美龄女士亲自说好话，才从辜有航空队弄到了一台。

抗战时的“租借法案”期间，美国人提供的武器全是崭新的，可到了抗战胜利以后，《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》移交的装备大都是些旧货和次品一大炮不配炮弹，战车没有配件，机枪的枪机也经常是断裂的，汽车和飞机都要先经过修理才能够使用。机场上，29之类的先进战机一架也不给，状况好一点的24、25全都飞走了，留下的主要是46和47运输机。

，“租借”到这样的，“新式装备”紧接著就需要维修，可机器设备和各种配件都堆放在美军仓库里”需要另外花钱购买。

美军基地存放着大量的剩余物资，有油料、弹药、被服、机械设备、零件配件以及各种型号的发电机和电动机，甚至还有做饭的炊具”

崭新的锅碗飘盆和铁皮炉子堆积如山，用几十辆卡车也拉不完。

这些东西都是从太平洋那边空运过来的，现在再运回去也不划算，美国人就寻思着卖给中国政府。刚开始，国民政府挑三拣四，报价给得很低。美国人一生气，就在设备物资上浇汽油”放火烧掉了不少。昆明雷达站有几十匹军骡，平时由中国老百姓负责饲养，美国兵撤走的时候，先付清房东的草料钱，然后对准骡子脑袋就是两枪真是够缺德的。

这么折腾了一阵，国民政府只好认怂，签了个《剩余物资购买协定》”用一亿七千万美元的价格把价值九个亿（的剩余物资全都买了下来。

这笔买卖看起来tǐng占便宜，可细算起来却不一定，“剩余物资”

其实都是美国的洋垃圾，除了舰船、汽车和飞机的零配件外，更多的是牛奶、香烟以及过期的水果罐头。南京码头堆着几万吨美国水泥，是塞班岛基地的剩余物资”运来的时候就已经失效，国军再拿去修工事，共军的炮弹落在阵地旁边，那混凝土碉堡就被震垮了。这些，“洋破烂”充斥中国市场，让中国政府欠了不少外债，让中国的政局越来越混乱”却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没有任何帮助。从这个时候起，老百姓对美国人的印象不那么好了，觉得这些外国大鼻子见利忘义”全都跟jiān商恶霸似的，充满了帝国主义的味道。于是”昆明的大街上开始出现了反美标语一，“gohome艳kee”、，“VCusa滚回去！”

不过，这时候的蔡远飞还没有什么反美觉悟。当时，他正盼望着出国留学，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兴趣。

昆明市有一条晓东街，是个著名的繁华地段，街上有家，“南屏电影院”专门放映好莱坞大片。那时候的美国电影都是，“原声片”也没有字幕，所以剧场就安排一男一女两个翻译拿着话筒进行同步解说。

1946年元月份的一天，蔡远飞跑到晓东街去看《出水芙蓉》，这是当时的热门影片，电影院里人山人海，座无虚席。银幕上正演到男主角混进女人堆里瞎胡闹，剧院的女翻译忽然在扩音器里大声嚷嚷：，“蔡远飞先生，请您立刻出去！”

蔡少尉顿时十分郁闷：，“美国人干的风流勾当，关我什么事？”

稀里糊涂走到门口，却看见刘盛亨队长坐在吉普车上嘎嘎怪笑：，“快回家吧，孟姜女来哭长城了，你还在这里出水芙蓉”一雷幸灾乐祸的模样。

原来，事情是这样的。

蔡远飞在遵义老家有个未婚妻，那女孩姓陈，父亲与蔡式超是好朋友，两家很早就定了亲。蔡小伙虽然知道这门婚约，可他从来也没往心里去，不仅退学参军的时候没有和人家商量，当兵以后也没有给别人写过信，压根就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。

蔡哥哥上前线打仗，陈妹妹就在家里等情郎。可是等到抗战胜利也没见未婚夫回来，反而听说他报考了什么，“预备班”眼看就要去美国了。大姑娘顿时觉得情况不妙：“这伞兵成天飞来飞去的已经够麻烦，如果再飞到美国去，怎么可能找得回来？”情急之下，揣着地址就追到昆明来了。

到了昆明城，瞧见满眼的美国海报，画片上的女人袒胸露rǔ：再看见满大街的美国兵，车上坐着风情万种的，“吉普女郎”

陈未婚妻的心里更加慌神：，“在昆明就这么荒唐了，到美国去还怎么得了？”于走进了兵营就开始哭，哭得姜键中校手足无措，只好立下军令状：，“本队长一定让小蔡与你成亲，不先结婚决不让他去美国！”

于是乎，等，“蔡留学生”回到营房，姜键队长已经把休假手续办好了。长官命令蔡远飞少尉立即回家娶媳éng问题和新疆问题上作出让步。这样的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共的发展，但在本质上却伤害了中国的主权，这就深深刺伤了中国人民最敏感的神经于是，当国民党当局把中共的暧昧态度与苏联的沙文主义联系起来的时候，当蔡远飞他们指责，“某党为了实现武装割据不惜出卖国家利益”的时候，一场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就不可避免地被点燃了。

，“为了国家主权，不惧赴汤蹈火”、，“只知有国，不知有党”

这是1946年反苏运动的主要口号。

国民政府选择在这样的时候提出这样的口号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1946年3月，正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到中国主持调停的时候，马歇尔一下飞机就听到了如此，“民主的、爱国的呼声”立刻就对苏共和中共的行为提高了警惕。于是，随之而来的政治胁迫和国际压力不仅迫使毛泽东决定，让开大路、占据两厢”、放弃了，“独占东北”的计划，也迫使苏联最终从东北撤了军。

1946年3月的这次，“点火”可以称得上是国民党和三青团最为成功的政治运作之一。在这场学生运动的影响下，大批青年先是走上街头，继而又走上了内战的战场。而与此同时，由中共主导的，“声援一二？一学生运动”和，“反甄审”运动却被完全压制，学生中的共产党员陷入了两难的境地，中央大学的闹事学生也最终被迫服从政府的安排，到上海念书去了。

这次进校园，蔡远飞他们的功劳不小。但事实上，仅凭蔡远飞他们这一伙军官是不可能，“点火”成功的，真正在运动中发挥作用的是混杂在学生中的，“人民服务队”一也就是，“五毒”中的，“青年从”。

所谓，“青年从”简单地说就是“青年从军退役人员”。前面前过，“十万青年十万军”时期有个政策，青年军从军人员退役以后可以选择进学校读书，由国家提供学费。现在抗战结束了，一大批拿政府薪水、受三青团领导的“青年从”就涌进了各大校园。他们的学习基础不好，学习成绩更加不妙，但却可以不在乎学校的考试、不在乎学校的纪律，作为流氓学生和学生特务，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公害。

“青年从”有点像是，“军官总”的孪生兄弟。在校园里，他们的组织性不亚于学生会，攻击性却更加残暴，他们兼有学生的轻率和兵痞的野蛮，却失去了理想的单纯，犯起浑来无法无天。他们可以打老师、打同学、大闹课堂，可一旦对上级不满，他们也敢打警察、骂官员、围攻政府。1946年4月，刚刚在，“反苏运动”中立下汗马功劳的，“青年从”就转而大闹南京总统府，有个家伙居然还在总统府的墙上画了个大王八，而这位敢在蒋委员长办公室的大门口表现漫画才能的傻大胆，就是蔡远飞的老朋友潘崇德。

1946年4月之后的南京，就像是政治闹剧的大舞台。

一方面，报纸上接二连三地登出各种各样的，“好消息”另一方面，大街小巷间却充满了天怒人怨，集会游行和抗议漫骂此起彼伏一而有意思的是，这些不满的情绪又往往是因为那些，“好消息”引起的。

比如，有好消息说，苏联从东北撤军了。

可是，外国的撤军并没有换来中国的和平，苏联人前脚刚走，国共两党后脚就打了起来，4月份以后的东北地区成了军事冲突最激烈的战场，而就在这时候，南京城里的东北人也纷纷上街请愿。

抗战胜利后，大批的东北籍军人、学生和阵亡将士遗属滞留在国统区，他们无法返乡、没有经济来源，生活窘困不堪。中山大道上每天都有东北军人举着“要回家，要工作”的牌子申请救济，还有的孤儿寡母打着招混幡讨要抚恤金，个个面黄肌瘦，衣衫褴褛，就像叫花子一般。

姜键的母亲是位心善的东北老太太，她经常守在兵营的门口，遇到军官就问：，“孩子，您有没有用不上的东西呀？都送给大娘吧”………然后就踱着一双小脚去救济老乡。姜键这时候是二大队的昏队长，他自己不好出面办这种事，却也经常在私底下发牢sāo，责怪政府子待了东北人。

当时，与东北有关系的共产党人几乎全去了，“满洲”一般人并不知道东北民主联军的司令是林彪，却都知道张学思出任了辽宁省主席，借着，“张大帅”苒名头，招兵买马的号召力很大。于是许多人都认为国民党只派“外乡人”去东北是搞不过中共的，最好的办法是把张学良放出来，让他带着老部下去和中共和苏共争地盘凭着张少帅的影响力，且不说能不能赶走，“民主联军”至少能够让共产党发展不起来一这样的话，中央政府在东北既不花钱，也不费力，国军可以把精锐部队集中在平津地区，先南北夹击、解决华北问题，再图谋恢复东北………

这个想法或许有道理，但实际上根本就行不通。抗战期间，东北受到的破坏比较小，比中国其他地方富裕得多，为了能去，“满洲”发，“接收”财，中央嫡系自己都争破了头，谁还会让这个美差落到，“东北破落户”的头上？更重要的是，1946年，正是蒋总裁满怀壮志准备一统江湖的时候，他刚刚把拜把哥哥龙云软禁起来，又怎么可能再把拜把弟弟张学良放了出去。因此，盼望回家的东北军人们只能留在南京城里苦苦煎熬。一直熬到1947年底，陈诚顶不住了，政府才赶紧组织，“回乡总队”把这两万多人送回沈阳去打仗。可这些人早就对，“党国”寒透了心，一回家就去找共产党，还没来得及整编就跑光了，就连总队长张国威都投了林彪，打老蒋的劲头比正宗的八路还要猛。

1946年4月”“第一届国民大会”的代表选举工作即将完成，这对渴望，“民主”的人们来说也是个好消息。

其实，早在1946年1月10日，全国各党派就在重庆召开了，“政治协商会议”当时的代表名额为国民党8人、共产党7人、青年党5人、民主党派（民盟、民社党、救国会、职教社、村治派、第三党）9人、无党派贤达口人。这样，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联合力量就超过了国民党和，“青年党”。结果，执政党提出的议案经常被在野党否决，而在野党的主张又得不到执政党的履行，这就使得所谓的，“政治协商”流于形式。

于是，制订宪法、召开，“国大”就成了当务之急的事情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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