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大明朝士卒的训练内容，一般就是四项内容，即骑、射、武功和阵法，如若是神机营，则还需要学习火器使用方法。

这些法子是几百年前就流传下来的，末将不知道有什么不妥啊。

如若这大明朝的士卒，个个都将这骑、射、武功和阵法训练得纯熟无比，自然是个个身强体壮、武功纯熟，那么大明朝就不用怕建奴鞑子，也不用被蒙古骑兵欺负了。

惜乎啊惜乎，这么多年以来，因为拖欠士卒粮饷，而且屯田制度废弛，导致大明士卒都吃不饱，穿不暖，将训练也松懈了下来，于是积弱不振，屡屡地在建奴鞑子面前吃败仗，就连小小的山贼倭寇，都能够在大明朝的士卒面前耀武扬威，唉…”

程真不由得又是生气又是感动，生气的是，难怪明末是中国发展历史上的转折点了，从此以后由盛转衰，就连孙勇这样的重要人物，竟然都如此的食古不化，只知道按照古人的练兵方法来做，根本就不去思考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也不知道怎么改进。

如此一来，大明朝士卒地素质怎么会上去，又怎么能够保证兵强马壮，战斗力强悍呢？难怪明朝一败于土木堡，二败于倭寇，三败于满洲鞑子了…

但是让他感动是，这孙勇其实还是忠心为国的，不过就是都跟没头的苍蝇一样，将力气用错了地方而已。

由这一刻开始，程真下定决心，今后这两个月的时间，就泡在这京城前军营了，一定要亲自来用现代训练方法打造这支禁卫军。

当下程真沉起了脸，问孙勇道：“本朝名将戚继光将军，曾经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练兵实纪》，其中详细的列出了各种练兵方法，难道这本练兵宝典，没有在大明军中使用么？”

孙勇嗫嗫嚅嚅的答不上来，他明显还显得有些稚嫩，这时候就招架不住了。

这时候孙承宗从点将台地边缘过来了，孙勇将刚才的问题向他叔叔，本朝最有威望的老将军孙承宗说了一遍，孙承宗忽然一跪到底，给程真连续磕头，道：“关于本朝的士卒训练，以及用兵之法，老臣有一些话一直想说，但是这些话乃是亵渎太祖皇帝及历代各位先祖皇帝，所以老臣斗胆，先请皇上恕罪。

程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当下亲自过去将孙承宗搀扶了起来，笑道：“老将军不必担心，祖宗之法未必适应现在的形势，所以老将军可以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朕绝对不会怪罪。

两滴浑浊的眼泪从孙承宗的眼中滴了出来，他用袖子擦去眼泪，连声道：“皇上圣明，皇上英明啊，我大明朝天军有救了！”当下孙承宗一五一十的，将他所认为的大明朝军制弊端，全部都端了出来，听得程真简直就是不敢相信：这么搞怎么打仗。

原来天启元年，努尔哈赤接连攻陷辽阳和沈阳，京城一片惊慌。

当时孙承宗在京城担任左庶子，充任讲官，因为他懂得兵法，在军中颇有些名声，所以被天启皇帝任命为兵部尚书，兼东阁大学士，主持大明朝地军务。

孙承宗上任后，马上上了一道长长地奏折，指出当时当时军事体制与作战指挥上的弊端，主张谋求改革，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：

第一，孙承宗认为“兵多不练，饷多不核”，就是说当时地军队训练很差，后勤供应极其混乱，就连保证士卒吃饱穿暖的粮饷都不能保证，要求朝廷注意这两个方面；

第二，孙承宗认为，当时大明朝是“以将用兵，而以文官招练；以将临阵，而以文官指发；以武略边，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”，就是说，武将只有带兵临阵打仗、守卫边疆的权力，但是士卒的训练、军队的派遣、大的战略决策，都是由不懂打仗的文官来决定，这种“以文制武”的指挥策略，其实是极其错误的策略。

第三，实际上还是第二条的延伸，孙承宗认为“以边任经、抚，而日问战守于朝”是不妥的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边疆的事情交给经略、巡抚，但是所有的决策，都是在朝堂上做出的，根本就不切合实际，边疆的将领们也没有足够的权力指挥战事，这种“将从中御”的方式，是极其不妥的。

所以孙承宗主张，要“今天下当重将权。

择一沉雄有主略者，授之节钺，得自辟置偏裨以下，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”，就是要选择沉稳而有谋略的大将，给予充分的信任和足够的权力，让他决定边疆的事务。

绝对不可以随便派一个京官甚至是宦官，就可以凌驾于边疆大将的头上。

孙承宗当时提出了这些策略，最开始天启皇帝还是大加赞赏的，但是执行下去就变了味道，根本没有人来认真考虑这些东西。

等到魏忠贤上台之后，因为多次拉拢孙承宗不成，于是借着这道奏折大做文章，指出孙承宗乃是污蔑大明朝历代皇帝，否定太祖定下的制度，后来适逢孙承宗打了败仗，于是就将孙承宗削去官职。

如若不是后来辽东吃紧，朝廷根本就不会考虑再启用孙承宗，但是这次启用之后，孙承宗根本就是心灰意冷，再也懒得去提这些兵制改革的事情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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