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执法》作，文体是小说而非传记，完全可以将主角人物，在“个性”基础上，求得“共性”，使之人物意义，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性。真人真事，张培梅等人物与故事，应当视为作品故事的模本、蓝本之出处。因为，“小说”中的人物，都是“文学人物”，有别于真实人物。比如《三国演义》的曹Cao，有别于《三国志》的曹Cao.

何谓“小说”？鲁迅先生对此有界定，那就是“杂取种种，合成一个。”

就是说，假如要塑造一个理发师的文学形象，这个理发师身上所展现之种种，就必须具备所有理发师之“共性”。从而达到，让每个理发师都感觉到，故事说的象自己，又不是自己；让读者惑观众，感觉是“这个”，而又非“这个”的艺术效果。

比如，《亮剑》的作者都梁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亲口说过“李云龙”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名字。再说，共和国开国功臣名册上，也没有出现过这个名字。然而，谁敢说作者塑造的文学形象“李云龙”，不是抗日战场真英雄？不是铁血抗战的代表？这个，就是文学人物“共性”。而李云龙就是李云龙，不是张云龙，孙云龙等等，这就是文学人物“个性”。

再比如，无论你走进共和国的哪个兵团，你会不见《士兵突击》的“钢七连”？你会感受不到“许三多”就在眼前？

诸如此类，就是文学作品之共性与个性的有机融合，从而形成文学形象，具备一定的艺术张力与魅力。是对“小说”之文学定义，“杂取种种，合成一个。”的实例解析。

所以，笔者认为，作品主人公张培梅，可以是作品主要人物之一。同时，应当加强文学真实化，力避现实真实化。

“文论概说”认为，任何文学创作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，皆往往取于现实生活，而又高于现实生活。因为，其中无不渗透与折射，一个作家对人生、对人性、对爱情、对丑恶，对礼义忠廉耻，对包罗万象之自然与社会的审美感悟、需求、鞭挞与期望。

其三，笔触视点，有待考量。

一部文学作品，所涵盖的思想、艺术性范畴，包括时代背景的设置，故事时间、地点的界域，主人公的言行界碑等等，都涉及作者布局谋篇的“立足点”问题，尤其主要人物安排的“立足点”至为关键。即，你站在哪个层次，哪个平台，哪个角度，高举你手里的探照灯，扫视你的笔下，所要描绘的一切？立足点不同，所折射的角度与层次就不同。

我们说，作品人物安排的合理性，很具匠心。故事，是靠主要人物展示与演绎的。安排什么样人物，其价值取向，其所作所为，将直接贯穿作品全部，直接影响作品的思想性，进而将直接导致，人们对作品“立足点”取向的拷问，无以回避是否形成“隐伤”。

因而，借此建议犁耕先生，是否考虑将主人翁故事“大而化之”一些呢？即，大而化之写实，大而化之演绎。因为，你写的是“小说”，不是为某人“纪实”。从而也就能够，合情合理地规避了，摆在我们眼前之现实的“局限”与无奈，也就自然而然地排除了“隐伤”。

以上几点不同看法，仅仅是有关文学艺术的探讨范畴。也只有，很有质感的作品，才值得探讨。

瑕不掩瑜！几点所谓的硬、软、隐伤，并不影响作品厚重的思想性，精彩的故事性，引人入胜的可读性。礼赞！

谨以此文，答谢犁耕！同是天涯笔耕人，希望能够，给予文坛穷耕耘的犁耕先生，些许思路，点滴抚慰，笔者也就不枉专此奉文矣！

文家薛南，于书斋静好居，写于2013年5月13日.

附：定襄犁耕《血战天镇显忠魂－读网络小说<抗日铁血执法队有感》地址：http：//free.zhulang/bbs/home.php？modspace&uid160117&doblog&id1502